国际金融专家：29%的A股公司没有投资价值

国际金融专家汪康懋给出的一组数据更加极端，他认为A股市场有29%的A股上市公司目前没有投资价值。

如今，他重出江湖，再次为中国资本市场描红。

汪康懋教授说，按照一系列数据统计显示，A股市场大致有570多家上市公司是不具投资价值的。

汪康懋教授用数据给出了他的选股理由。

根据2007年数据，按照其从业绩、经营状况和现金流等诸多因素考虑，目前A股市场大致有131家公司是优秀的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8.6%。

在他认为不可投资的 股票之中，应该分成两类，一类是高风险的上市公司，有287家。另一类是垃圾股，有166家。共453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29%。

从财务角度，财务上处于破产边缘的股票有355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23%。

呈现负增长的有466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30%。

市盈率大于500的，有61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4%。

市盈率大于100的，有347家，站全部上市公司的23%。

净亏损的有192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2.5%。

现金流为负的有562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37%。

综合上述数据重叠后，最保守的估计有562家上市公司是不适合投资的。

结合2008年情况，A股上市公司总体盈利和销售额成长率只有10.75%，但是股价2007年却有100%出头的涨幅。这样便有50%的空间需要弥补。

目前A股健康指数约有1.76，但是要达到2才算健康。明显较好的上市公司不过只占全部上市公司的8.6%。还过得去的大概462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30.2%。也就是说，大约38.8%的上市公司是可以投资的。

以上，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市场，正是这样的市场，这样的基本面，造成了空方最大的力量支撑。

汪康懋其人

有这样一个人：他亲自设计并一手成功主持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发行的“第一股”，自豪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第一次插上华尔街；他的许多建言良策都在中国决策层备受关注；他为中国海外第一股设计的自由女神和万里长城组成的股票被永久陈列在美国金融博物馆。汪康懋———这位国际学者并智囊的华尔街名人的头上，闪烁着令人敬慕的头衔：新加坡国立大学院士、亚太财政政策智囊主席、新加坡交易所总裁特别顾问。

将第一面五星红旗插上华尔街
确切地说，汪康懋是一位海外金融专家，更是股份制的倡导者。早在16年前，汪康懋就不遗余力地在国外倡导中国企业走股份化道路，力陈股份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适应性和必要性，提出了以股份制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相结合的新思路。16年后的今天，股份制改革已成为时代的主题。
汪康懋不仅在理论上坚持提倡股份化，而且在实践上也不遗余力。他亲自设计并一手主持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发行的“第一股”。1992年，汪康懋自豪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第一次挂到华尔街，在西方资本市场掀起了一波“中国热”。
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史无前例。汪康懋领导协调的一个由投资银行家、会计师、律师组成的专业班子，用3个月时间便完成了重组包装、两次实地考察、审计、法律审查、招股书起草印刷、美国证监会注册、路演、挂牌等整套筹备上市细节，成功地将Brilliance China”的名字首次列入纽约证券交易所。
至此，汪康懋解决了许多会计和法律上的难题，圆满地回答了美国证监会的问题多达130多条。上市当天，股价从16美元升到20美元，一个月后飞升到34美元。汪康懋争取到市盈率高达30倍。这一历史性的上市在西方金融界引起很大反响。他在纽约上市路演会吸引到的基金经理人数比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同一会场举行的上市路演多出两倍。
汪康懋亲自设计的海外“中国第一股”的股票被美国金融博物馆收藏为永久展览品，全世界50家报刊报道，称赞汪康懋为“连接中国和西方的桥梁，创造了中国股份制历史的一页”，国际金融界权威的《Institutional Investors》杂志将这一上市评为1992年全世界十大最优融资项目。这一创举，不但为企业成功募集了数10亿美元资金，并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铺路，同时也为国家积累了国际股份化及走向世界资本市场的经验。

建言良策备受中国决策层关注
汪康懋人在海外，心向祖国。作为中国旅美金融协会的创始人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初创时期的两届理事，他积极参与国内经济改革，并策划每年举行邀有国内改革决策者参加的研讨会，频同国内改革决策者和学者交流。汪康懋以他在国际著名投资银行及跨国企业担任要职所积累的经验，经常书面向中央、国务院领导提出经济改革方面的关键性政策建言，不少建言已得到采纳。
1996年，汪康懋就向国务院倡议企业股份制改革，股市设立人民币A股和外币B股市场，以及稳定人民币汇率，有规模地举外债、住宅商品化、浦东开发、与国际接轨等。他还主编出版了一期《股份制改革》专辑。国务院批转了汪的股份制建议。
早在1988年，中国通货膨胀严重时，汪康懋向国务院倡议金融调控措施及保值储蓄方案。1990年，汪康懋提出中国经济改革深化方案（企业集团化和兼并，银行改革、社会保险）及全方位开放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的策略。汪康懋的这些建议的实效性已逐年显现。其中他在1986年建议稳定汇率时，中国外汇储备仅100亿美元，而今天已达1300亿美元。
汪康懋对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满腔热忱。当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低潮时期，汪康懋是海外数十万学子中唯一敢于站出来大声疾呼，并在美国和香港用真名发表一系列说服美国取消经济制裁中国，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重要文章，因他当时任美国投资银行高级职务，掌握美国航天国防工业整体处境，文章对美国决策当局深具说服力。汪康懋以他的行动表明了对祖国的忠诚。

千磨万砺始脱出

1948年出生于上海的汪康懋，历经艰苦磨砺，自强不息。大学毕业后上山下乡来到中国边疆云南。每天十几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之后，在油灯下，仅靠一本袖珍小英汉词典，以坚强毅力翻译出百万字的《林肯传》，1979年邓小平访美前由国家出版，成为“文革”后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外国书籍。高考恢复后，汪康懋以全国前三名高分考入北京大学，作为北大10位尖子学生之一，由校长推荐二年级时就参加厉以宁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中国改革开放的策略研究。
随后，汪康懋在上海交大管理学院任教两年。再后，他仅带30美元自费留美，在纽约大学商学院获工商管理高级学位，接着，他又以“上市公司定价”之前沿课题的独创性成果在英国名牌商学院完成金融博士论文，并获高级财务会计师证书和中国法律文凭。汪是最早几个进入华尔街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之一。汪康懋深有感触地说，因为自己从边疆底层的艰苦生活中熬到今天，所以更能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疾苦，从而产生一种对社会对人类的使命感，并且做事更容易踏实和讲究实效。汪康懋激情满怀地对记者说，只有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个人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个人也随之茁壮成长。
这就是这位国际学者兼智囊的华尔街名人的人生独白。